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楊健吾 

2002年12月5日 

2000年7月l8日至22日，我參加中國人類學學會與廈門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廈門大學、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等單位聯合舉辦的「2l世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國際人類學學術會議」，有幸與台灣「中國台灣各姓淵源研究學會」達西烏拉彎．畢馬（田哲益）先生被大會領導小組分配在同一小組討論。先生提交會議的論文題為《台灣原住民泰雅族文面藝術之原始意義》，我提交會議的論文題為《成都市流動人口及其問題法律人類學的一項調查研究》，限於時間的關係，我們都沒能就各自提交的論文展開深入的討論，但我們就這樣相識了並開始成為學術上的朋友。在與田先生的交談中我了解到，他是一位著重於台灣原住民文化研究的布農族學者。他告訴我，他的新著已交出版社，待出版後，將寄送我。我們愉快地交談，高興地合影留念。在廈門相處的短暫日子很快過去，但一位待人誠懇、厚道的台灣朋友的身影卻留在了我的心裡。 

倏忽一晃，兩年匆匆過去。平時我們各自都忙於自己的工作，少有聯繫，前不久接到田先生的電話，知道因為客觀原因使他的大著出版時間延後，最近收到他寄來的他的多部著作，非常感動、高興。仔細拜讀後，有以下體會，略寫於後，請海內外學術界、讀書界的朋友批評、指教。 

（一） 

《台灣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l年4月第一版）共二十章。全書首先闢專章闡釋和介紹了「原住民」涵義的來龍去脈。作者以歷史學、地理學、建築學等多學科的有力証據，駁斥了「野蠻民族」、「出草番」、「番族」、「生蕃」、「熟蕃」、「味方蕃」、「番仔」、「平埔番」、「化番」、「土番」、「山地人」、「山胞」、「平地山胞」、「山地山胞」等種種稱謂的歧視性和不科學性，表明了作為原住民的一員的自己的鮮明態度。筆者十分贊同他的如下觀點：「任何政黨，或是任何民族都無權決定原住民族群的名稱，只有原住民本身才有資格決定自己的名稱，也只有原住民才會站在自己的立場來命名，因此，以原住民之稱，才能消除無意但丑化了或歧視原住民」。我們知道，一個客觀的人類學者調查和研究各民族的文化，族稱問題是迴避不了的需要正確對待和慎重處理的首要問題。而尊重本民族人民自己的意願，是解決這一問題的唯一正確的態度。顯然，田先生的上述論述理由充分，無懈可擊。 

在明確地界定了原住民的涵義之後，作者逐章論述原住民族群分類及人口分布、原住民諸族源流、原住民的經濟生活、原住民的部落組織與領袖制度、原住民的親族組織、原住民的宗教信仰與圖騰崇拜、原住民的衣飾文化、原住民的飲食文化、原住民的住居與部落、原住民的交通與運輸、原住民的娛樂、原住民的生育與命名、原住民的成年禮、原住民的美容習俗、原住民的狩獵習俗、原住民的婚姻習俗、原住民的喪葬習俗、原住民的傳統技藝。從各章的標題可以看出，這樣的結構設置基本抓住了原住民的社會與文化的主要內容，構思是相當全面、周詳的。最後，以客觀、求實的態度和簡約的筆墨展望了原住民傳統技藝。需要著重指出的是，此書不但篇章結構考慮細緻，書中的多處論述也頗有值得稱道之處。如，作者談原住民諸族源流，運用有說服力的地質學、考古學材料，旁証中外學者長期研究得出的科學結論，明確地指出，隨著近代民族學的長足進步，近幾十年地下發掘的成果、地層構造的研究、原住民風俗習慣的調查等等，已經獲得了確實而肯定的結論。「在台灣島上所有的居住民，都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台灣的原住民直接或間接來自中國大陸，只是到達的時間比直接來自閩粵的大陸移民，有先後的不同。台灣土著族，也就是原住民同胞，依然是大陸古代人的子孫，與中華民族有血緣關系，自然是一家人」。這就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在一部分台獨分子踐踏科學成果，肆意歪曲歷史，攪亂人們思維的當前，對一些不明歷史真相的群眾尤其是青少年，具有撥亂反正的教育意義，確有正本清源、振聾發聵的顯著功用，對加強兩岸同胞的思想認同和親情聯繫，增加中華民族的凝聚力，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也有積極的意義和作用。這不但鮮明地體現了一個正直的學者的學術良知，也明確地表達了作者崇高的愛國主義情操和深切的人文關懷。 

又如，作者介紹學術界習稱的泰雅族、阿美族、排灣族、布農族、鄒族、魯凱族、賽夏族、卑南族、雅美族等九個民族的分類及人口分布時，使用了「族群」一詞。在大陸民族學界和人類學界，近些年，「族群」的概念已為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並使用，此書多處使用此詞且妥帖得當，是作者多年以前就了解和熟悉人類學的理論的反映。此章突出的特點不但是文字表述清楚，而且以圖表的形式將九個民族及各自包括的族群羅列得清清楚楚，給讀者以直觀明確的印象。其所附的「台灣原住民分布圖」、「台灣土著民族分布圖」、「明季台灣漢人土著人口比例圖」、「清代台灣省行政區域圖」等幾個圖表，對讀者了解台灣原住民歷史發展的脈絡和人口變化的狀況頗有參考價值。 

此書第五章論述原住民的部落組織與領袖制度，將原住民聚落組織單位及其住屋聚集現象，細分為六種類型：1、散居小聚落；2、集中小聚落；3、聯合聚落；4、復合聚落；5、拼合聚落；6、集中大聚落。並舉出了每一種類型的典型代表。作者認為，台灣原住民之部落組織，以性質來說，可以大別為單一部落和同盟部落兩種。同盟部落又有協議性同盟、勢力性同盟、封建性同盟三種。部落以下，亦即小於部落之單位有小部落、祭祀團體、聚落三種。顯然，這樣的分類獨具一格，不但符合台灣原住民部落組織的歷史實際，為學術界深化對原住民部落組織的認識有所助益，也為民族學界和歷史學界研究中國和世界各民族的部落組織提供了頗有典型意義的實例，豐富了我國原始部落研究的資料寶庫。 

此書最大的成功之處，竊以為是宏觀把握得當，微觀論析具體。試想，要在一部數十萬字的著作中將台灣原住民九個民族的社會與文化的方方面面歸納描述，使讀者能清楚其大致面貌，沒有相當的概括能力（即駕馭和使用各類原始材料的能力）顯然是不行的。而作者很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如，第八章論述原住民的衣飾文化，作者先敘皮革、苧麻、草類、羽毛、藤類、珠貝、獸牙、鮮花、野果等服飾的材料，然後將各族衣飾式樣分為北部型、中部型、南部型、雅美型等四類，再分男女依次敘述；針對原住民重裝飾的特點，作者將男子飾物分為冠飾、耳飾、額飾、頸飾、胸飾、臂鐲與腕鐲、手鐲、腳飾等八種，將女子的飾物分為額帶、花冠、耳飾、頸飾、胸飾、腕銅、腰帶等七種，逐一描述，使人讀後有一清晰、明白的印象。第十七章談原住民的婚姻習俗，按入贅婚、掠奪婚、交換婚、服役婚、指腹為婚、童養媳婚等婚俗分類。第十九章談原住民的傳統技藝，按木雕、石雕、容器雕飾、製陶藝術、月桃編織、藤竹編器、結網技藝、紡織技藝、揉皮與製革、冶煉與銀器、琉璃珠藝術等技藝的門類分類，都不是按民族分別敘述，這使作者在宏觀上易於把握，微觀上節省筆墨，可謂言簡意賅，恰如其分。 

（二） 

作為布農族學者，研究和寫作本民族文化和習俗，達西烏拉彎．畢馬先生具有其他民族學者所不具備的獨特優勢。他充分利用和發揮了這一優勢，為民族文化的發展、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台灣布農族的生命祭儀》（台原出版社1998年l月第一版）和《台灣布農族文化》（師大書苑有限公司2002年l月初版）兩書，是這種貢獻具體體現的成績之一。 

前書共九章，在逐章論述布農族的歷史沿革、原始宗教信仰、圖騰與巫術、祭奠和禁忌、生命禮儀、歲時祭儀、臨時祭儀、祭儀的取消與轉化之後，對其論述作了簡要的結論。書後附錄有〈布農族蜚聲國際的音樂－－巴西布布的〉、〈布農族文物之寶－－木刻畫曆〉、〈布農族原始宗教基督教化之後倫理與禮儀〉、〈布農族生命禮儀及歲時祭儀時間表〉。作者在以〈來認識我的民族《台灣布農族的生命祭儀》自序〉中充滿深情地寫道：「這本書主要討論布農族人一生中伴隨著的生命祭儀，及有關農事的各種歲時祭儀，從各種祭奠活動的代表意義、祭祀方式等，加以分析說明。希望有心或有興趣的朋友們，能夠透過本書，對布農族生活習俗、祭祀禮儀、文化特質，有一完整而清晰的概念」。而我讀此書之後，確實感到收獲頗豐，認為此書有以下令人稱道的特點： 

1、對布農族宗教信仰和祭儀的論述全面、深刻、具體。布農族的宗教信仰和祭祀禮儀是此書寫作的重點，其有關內容充斥全書多數章節。作者以詳盡、具體的材料和樸實、流暢的文字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幅生動、鮮活的布農族人宗教生活和祭祀禮儀的畫卷，使我們深切地感受到布農族人強烈的生命意識和與冥冥之中的命運之神頑強抗爭的可貴勇氣。他們雖然有濃厚的宗教觀念和深摯的宗教感情，在生產、生活中有繁多的祭祀活動和驅邪、占卦等巫術行為及種種禁忌，但他們是熱愛生活和生命的。不然，我們就無法解釋他們為什麼會耗費那樣多的時間和那麼巨大的精力去進行那樣多的宗教活動。現代人沒有絲毫的理由去指責仍存有原始民族信仰習俗的一些少數民族的宗教觀念和宗教行為。當我們置身於這些民族幾乎與世隔絕的生存環境，面對原始的生產條件和極不發達的生產力，面臨大自然幾乎無時、無處不在的不可抗拒的威力，我們就會理解和同情這些少數民族的種種意識和行為。此書的多數章節對此類活動的描述細緻、具體，但沒有給人以臃贅之感，確實難能可貴。如，作者論述布農族的生命禮儀，從懷孕開始，用八節分節敘述生育、命名、驅疫祭（祓除祭）、射耳祭（打耳祭）、嬰兒祭（童子慶典）、小孩成長禮、成年禮、婚俗、喪葬；敘述布農族的歲時祭儀，用十一節分別敘述開墾祭、拋石祭、小米播種祭（撤種祭）、播種終了祭、甘藷祭（番薯祭）、封鋤祭、除草祭（拔草祭）、驅鳥祭、小米收獲祭（小米收割祭）、小米進倉祭（小米貯藏祭）、新年祭，都有上述特點。而作者論述布農族祭儀的取消與轉化，開篇便提綱挈領地指出，布農族因為經濟形態的變遷，而使原始宗教祭儀已完全轉型，甚至瓦解，布農族經此一變遷，其社會結構、部落組織、生活形態，都造成急遽的變化，迷信與禁忌也隨之改善。文化的軌跡是漸進的，是修正的，那些孤立的部落也渴望進步。這一論述頗中肯綮，實力不刊之論。 

2、對布農族親族組織和部落制度的分析透徹、獨到。作者在扼要地論述了布農族諸群的住居分布和文化之後，論述其親族、部落制度。他將今存的五個布農族同祖群的氏族組織分成二類：一為聯族（Phratry）組織，另一為偶族（Moiety）組織。聯族與偶族各包括若干個氏族（Clans），氏族之下又再分亞氏族（Subclans）。屬於聯族組織的巒、丹、郡和屬於偶族組織的卡、卓等五個部落群構成五個氏族組織系統雖然在五個舊部落系統分散的遷移，發展到約八、九十個部落單位，但其偶（聯）族與氏族的功能至今猶維持不墜。布農族的部落是以地域社會為基礎的原始政治組織，亦即部落為最基本的政府單位，但亦有些族群尚且有超村落組織。部落有二部、三部、四部等組織制度，以老人統治（Girontocrocy）為原則，領袖之下有部落長老會議（Council of elders）的組織。部落的領袖或世襲，或在氏族長老中選任。作者因此得出結論：「其政治制度可以算是民主主義的地緣社會與部落制度」。上述分類切實符合布農族親族、部落組織的實際，是迄今為止學術界作出的最為科學的分類，而論述則定性準確，給我們認識和分析國內外原始民族的部落組織以啟迪。 

3、全書的描述詳實、客觀，既充滿民族感情，又不帶民族偏見。一個本民族學者的學者研究本民族的文化，雖然有語言溝通、親族關係、文化背景等獨特的優勢，但也可能存在若干弱點，而最大的忌諱之一便是民族偏見。如帶有先入為主的偏見去研究本民族，就有可能無限誇大其所看到的該民族的某些優長之處，而無視其客觀存在若干缺點和問題。此書在這一點上表現出鮮明的客觀、公正的態度，不溢美，不護短，能正視問題，指出不足。如，作者論述布農族傳統禁忌，寫道：「禁忌，對於史前布農族社會社區的規範以及布農族倫理道德和秩序有著不可磨滅的功績，這是不容否認的。但是禁忌畢竟是迷信，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在內，無形中成了布農族進步的障礙」。又如，作者客觀記錄了過去布農族存在殺嬰的習俗，指出：「這種迷信影響了布農族人口的增加」。都體現了作者作為一個學者的科學、求實的態度。 

概而言之，我們可以對這部著述下如下的評語：這是一部台灣布農族學者寫作的描述和研究台灣布農族生命禮儀的優秀的民族學著作。他從一個特定的方面為中國民族學學科領域增添了新鮮的材料，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後書集結了作者十幾年來在台灣和大陸等地的演講資料及國際人類學學術論文等，包括：〈布農族的親族組織〉、〈布農族的氏族組織及功能試探〉、〈布農族遷移史與諸群的分類及分布〉、〈布農族卡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布農族巒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布農族郡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布農族的原始宗教信仰〉、〈布農族的禁忌〉、〈布農族的巫術〉、〈布農族的神話傳說〉、〈從神話傳說看布農族的習俗與生活〉、〈布農族的歌謠與舞蹈〉、〈布農族的歲時祭儀〉、〈布農族成年禮的場景與儀式〉、〈布農族的狩獵文化與環保倫理〉、〈布農族文化之美〉等十六文。從論題看，似乎本書內容與前書有重復之處，但細讀各篇始知，本書不但為讀者提供了大量新鮮、可靠的原始材料，而且不少地方有作者自己關於布農族文化的獨到見解。如，〈布農族的親族組織〉一文談布農族的姓氏，分析布農族氏族名譜擴大且混化的原因，指出以下數點：（1）壓勝命名；（2）改名換運；（3）襲母舅家族名字；（4）為紀念某人取之名；（5）信仰命名；（6）氏族的突變；（7）歸化。認為，布農族氏族名譜經長久之混化，已難從其命名知其所屬之氏族，除非他自己表明名字及氏族名。這是對布農族親族組織的第一個衝擊。而一些地方當年忽略血統親族宗親組織，不堅持同一氏族改同一漢姓的原則，則造成了混亂血統及血緣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如今應該可以做一次全省性的氏族調查，以布農族原有的血統親族宗親組織為基礎，凡是同一氏族血緣者，賜以一個漢姓，或者譯其原來之姓氏，這樣才能夠讓布農人原有的親族組織制度得以傳衍下去，也唯有如此，各氏族成員方拿靠改了之漢姓仍舊維持其親族組織功能。這是很有見地的。作者實際上提出的是一個非常嚴肅的社會問題，不但關係到民族歷史脈絡的清晰，社區社會的穩定，而且關係到民族人口素質的改善和提高，確實值得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並盡快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 

又如，作者平時勤於收集和整理各民族民間流傳的各種傳說故事，十分重視這些傳說故事中蘊藏的歷史真實。他論述布農族遷移史與諸族群的分類及分布，將時賢和自己平時收集的布農族的口述遷移傳說故事分為，「高山來源傳說」、「平原及海岸來源說」、「海外來源說」等三類，認為，此種傳說雖不能說明其種族來源，但可藉以推定其移住初期的重要立足點。雖然各族民間傳說多有歧異，但他依據種種傳說故事判定，布農族遷入山地居住前之故址是台灣西部平原的拉蒙岸（Lamongan）。這應當是準確無誤的。 

〈布農族卡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布農族巒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布農族郡社群的歷史及住居分布〉等三篇論文，也都非常重視民間傳說故事的史料價值。但是，作者並不僅僅局限於利用各類傳說故事，而對地理學、語言學和歷史學的材料甚為重視，對近現代發生的歷史事件也不放過；而田野調查的鮮活材料，則從另一個側面啟發他探討這些問題。這些特點在上述三文中有生動的體現。我們看到，正是依靠多學科材料的梳理辨析，融會貫通，他才能夠從點滴的線索中發現歷史的本來面貌，從而得出科學、可靠的學術結論。 

我要特別贊賞〈從神話傳說看布農族的習俗與生活〉。這篇並不冗長的論文包含了巨大的學術容量，給人以多方面的啟迪。作者在簡明扼要地介紹了布農族的服飾、飲食、住居、祭典、娛樂、音樂、曆法等多方面的習俗之後，從各種神話傳說中去蠡測古代布農族的生活習俗。認為，古代布農族人沒有文字，所以藉由神話傳說傳授道德教育、倫理教育、生活教育、技能教育、宗教與禁忌信仰等。布農族的神話傳說呈現了布農族人與自然萬物的關係。 

表達了布農族人的宇宙觀與對鬼神的看法，呈現了布農族人生活的方式與態度，反映了布農族的家庭倫理觀念與性別角色分派。作者以多種翔實、具體的習俗材料結合、印証各種口傳神話傳說，從而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從各種口傳神話傳說中，可以知道布農族的生活方式及態度，因此，口傳的神話或傳說確實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歷史的呈現。 

而〈布農族的歌謠與舞蹈〉一文，則給我們以多方面的知識。作者概述了台灣原住民的民歌與舞蹈後，將布農族的樂器分為弦鳴樂器與體鳴樂器兩大類。前者，包括弓琴、五弦琴，還有口簧琴、木杵合奏、搖搖器等。布農族的歌謠，有出獵歌、喝酒歌、出草歌、收穫歌、播種歌、勸世歌、兒歌、宣報戰功（誇功宴）、祈禱小米豐收歌、思念歌、收工返家歌等等，而尤其令人贊嘆不已的是，布農族的八部和音歌唱Pasi-but-but（巴西布布的祈禱小米歌）所展現的特殊的複音或和聲技巧，這是布農族人的群體性歌唱方式所創造的罕見的音樂現象。作者對此充滿了民族自豪感。在簡略地介紹了布農族不多的民族舞蹈之後，作者認為布農族原始歌舞有四方面的功能，即：為宗教祭祀不可缺少的項目；具有教育的力量；具有娛樂的功能；凝聚村社全民的感情。顯然，這一歸納是客觀、全面的。 

我還要特別提到〈布農族文化之美－－布農風采文化的光華〉，它是作者對布農族民族傳統文化精華的概括和總結。作者認為，布農族長老制的社群組織顯示出長者智慧的光輝，平等與利他主義則體現了布農族人自由、平等、博愛與互助合作的精神；布農族適應時空背景的住居法則是建築房屋就地取材與堪輿地理風水之經驗，既符合環保理念又節約了資源和能源；有條不紊的生活哲理表現為嚴謹的生活態度與規範，力行家庭倫理與道德，富於冒險勤勞，純樸保守忠厚富同情心，廉潔誠實勇敢信義；祖先生活智慧表現在創造了和聲音樂和文字雛形；而動物與森林、水資源之保育則體現了布農族人高貴的環保意識。作者充滿民族深情地期待生生不息，火種不滅。作為一個漢族人，我誠摯地祝願布農族同胞繼承和發揚民族傳統文化的精華，與時俱進，以不斷創造的輝煌業績使自己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三） 

《台灣的原住民泰雅族》、《台灣的原住民賽夏族》、《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台灣的原住民排灣族》、《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台灣的原住民卑南族》、《台灣的原住民邵族》（均由台原出版社2001年至2002年出版），是作者研究和寫作的台灣原住民民族作品系列。這七本設計漂亮、裝幀精美的書籍是作為「台原文化叢刊」之幾種而推向社會的。我的總的感受是：分量適當，各具所長，特色突出，新見迭出。下面擇其要而論之： 

泰雅族是目前台灣原住民族中最古老的族群，對其來源學術界十分關注。《台灣的原住泰雅族》第一篇〈族群發展概說〉首先列舉諸種神話傳說，探討泰雅族的來源和發祥地。經過對諸種說法仔細的排比分析，作者發現泰雅族保存有較多的古越文化特質，認為，泰雅族是我國古代古越民族之一，其祖居地可能在華南地區，可能是台灣諸族中來台最早的民族。接著探討泰雅族的遷移歷史，我認為最為中肯的是他對泰雅族山居原因的分析。他將其原因歸納為：生活方式轉為山居耕獵、山居便於男子狩獵、山居逃避洪水侵襲、山居迴避瘧疾的侵害、他族間接迫遷。熟悉泰雅族歷史的讀者對此會予以認可。 

此書第二篇討論社會制度，我最感興趣的是作者對泰雅族社會組織之要素Gaga的論析。泰雅族原始社會組織，以共祭、共獵、共負罪責等功能而形成地緣部落。泰雅族有獨特的Gaga社會組織，Gaga是因血緣關係所形成的部落，負有共同祭祀、狩獵及對外抗侮的社會功能。在泰雅族的生活規範中，Gaga包括了倫理道德、法律、禁忌、宗教信仰、禮俗等等。Gaga是泰雅族社會組織結合最重要的要素，沒有Gaga，部落即失去重心。因此，Gaga是泰雅族生活中的重要特徵，是泰雅族生活的核心。在大陸，20世紀50年代仍然殘存原始社會諸種特徵的各少數民族中，也許是因為孤陋寡聞，我沒有發現有Gaga現象的存在。在台灣，其他原住民民族的社會組織，也和泰雅族的Gaga有顯著的差異。這就使泰雅族的Gaga在民族學、人類學和原始社會史的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意義。此書論述這一現象的篇幅並不長，但我認為足可引起學術界的重視。 

作者論述泰雅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我注意到泰雅族人將宗教信仰與倫理道德很好的結合。我們看到，泰雅族信奉司農物之神、司獵之神、司雨之神、蛇神、男女大神等諸多神靈，每一種神各有其神旨，對男子是修養其精神、道德、勤勉刻苦，對婦女則是修養婦女應有之美德，要尊敬長上，順從丈夫，生兒育女，善待家務等等。這在西方現代宗教未傳入原住民社會之前這種宗教信仰對當地社會確實有很好的調適功能。原住民民風淳樸，善良忠厚，愛情專一，家庭和睦，和其虔誠的宗教信仰有密切的關係。我們應當肯定這種宗教信仰的積極作用。顯而易見的是，它不但對原住民適應其所居住的惡劣的自然環境，抗拒大自然的種種災害的侵襲，有顯著的心理調節作用，也促進和鞏固了原住民民族傳統的良風美俗。對一代又一代的原住民子孫如何為人處事，有積極的教育意義；對匡正當今社會道德淪喪、人心混亂等種種不良現象，也可給予某種有益的啟示。 

泰雅族農耕生活中存在的焚墾習俗，在中國南方一些民族中普遍存在，方法也類似。如，都存在燒墾之前先除去山坡上原始叢林開墾地之雜草、樹木的習慣等等。學術界對其的稱呼也相當一致，即，「刀耕火種」。此書給我增加的知識是，泰雅族的休耕地，如非同親族群而欲使用他人之休耕地時，必須事先取得該家族之同意始可。這顯然是族群關係與民族經濟生活互動中出現的一種特殊現象，可供學術界研究有關問題時參考。 

在泰雅族的婚姻生活中，我注意到這樣一種特殊現象：泰雅族的婚姻禁制包括近親不婚、同輩不婚、鄰家不婚、敵族不婚、同祭團可婚等若干原則。其中，鄰家不婚堪稱特例。這在民族學、人類學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在大陸近現代仍存的原始婚俗中，我沒有發現這種現象。為什麼會在泰雅族中出現這種禁制？是特殊的歷史遭遇造成，還是獨特的地理環境使然？值得我們進一步深入探討。應當感謝作者為我們提供的這一寶貴材料。我想，他的研究早已將此問題解決。只是因客觀條件限制，我沒有見到而已。希望能看到作者的相關論述。 

泰雅族的文面是舉世聞名的原始文化遺存。作者全面地歸納了他們黥紋的原始意義，即：文面死後始得入靈界；可以求福避禍；是族群之識別標誌；是身份之標誌；是族群之認同；是英勇的標誌；表示成年；是審美的標準；是尊榮與責任的象徵；代表至高的榮譽；是能力的肯定；是成熟的記號；是生命的表徵；是女子貞節的德行。大陸南方黎族、獨龍族等民族至現代仍然存在文面習俗，研究者多有記錄，但我尚未看到有學者對大陸少數民族的文面習俗的原始意義有如此多的概括。這或許是本來這些民族的文面習俗就不曾有如此多的意義，或許是調查研究還有待深入。總之，此書的概括使我增長了知識。我相信對學術界研究原始文化藝術也會有參考作用。 

與泰雅族歷史淵源深厚的賽夏族以著名的二年一度的巴斯達隘矮人祭典遐邇聞名，但賽夏族的文化決不僅僅就是巴斯達隘矮人祭典。《台灣的原住民賽夏族》為我們詳細地描繪了賽夏族文化的全貌。根據作者列舉的神話傳說和歷史文獻，我贊成他說的賽夏族來自大陸「乃極為可能之事」。同時，我認為，從目前僅存的分布在苗栗縣南庄鄉和新竹縣五峰鄉的南、北兩個賽夏群的七千餘人的文化形態看，南賽夏群受到閩、客習俗的融化，北賽夏族群則逐漸趨同於泰雅族文化，調查和研究賽夏族的文化實力學術界的當務之急。作者寫作此書的意義不言自明。 

回過頭來再說巴斯達隘矮人祭典。因其來源、形態、規模、影響都相當特殊，當然有充分的理由值得我們去關注。此書第二篇〈信仰與祭儀〉共十章，幾乎用了近六章的篇幅來記述這一祭典，對其來龍去脈交代非常清楚，過程、儀式描寫十分細緻，給讀者以大量的新鮮、生動的知識。通過這種完整、具體的描述，我們才真正地了解到，這種對異族的恩怨交織的雙重心理驅使下舉行的近乎「贖罪」的祭典不僅激發了賽夏族人自立自強，互助團結，奮發圖強，也同時完成了最初的慶祝豐收，消災降福，祈求平安的意旨。我讀此篇最深的感受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經過長期的婉蜒曲折的發展過程，對其所經歷的失敗或勝利必然會有刻骨銘心的記憶。這種記憶總是會通過一種特殊的方式表現、宣泄出來，而傳統的宗教活動往往成為這種表現、宣泄的最好形式。為此，人們會不惜花費漫長的時間、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籌備、進行並最終完成，以獲得心理的平衡和安慰。在台灣原住民文化形態中，賽夏族的巴斯達隘矮人祭典堪稱這種表現和宣泄的有代表性的典型。其歷史價值和學術意義不言而喻。 

此書第三篇至第六篇，分別以，〈生命禮俗〉、〈生活飲食〉、〈社會文化〉、〈戰爭〉為題，逐次介紹賽夏族的婚姻禮俗、生育及命名禮俗、年齡階層與成年禮儀、喪葬習俗、經濟生產、飲食、住屋、手工藝、身體裝飾、政治、財產與法律、氏族與姓氏、家族生活與親族稱謂、傳統文化的變遷、古代戰爭與出草、抗爭事件，皆能提綱挈領，舉其大要，使讀者明白賽夏族文化的多方面狀態。我最感興趣的是賽夏族傳統文化的變遷。作者論述了宗教信仰和語言危機兩個方面，使人深感人為宗教巨大的滲透力對原始宗教的無情破壞和客語、閩語等漢語方言對賽夏語的廣泛影響。我以外，傳統文化的人為保留難度甚大，僅僅靠有關的政策支持是不行的，關鍵要靠本民族人民自己自覺的選擇。我想，人類學、民族學學者會從這種變遷中得到有益的啟示。 

在台灣原住民民族中，阿美族人口的比例最大。據台灣有關方面統計，l996年，台灣原住民人口為35萬多人，阿美族為14萬多人，超過原住民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是台灣原住民人口最多的一族。僅憑此點，阿美族就有足夠的理由引起我們的注意。但人口眾多僅僅是問題的一個方面。阿美族的特點是什麼？《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為我們作了很好的概括。如果說，原住民民族堪稱社會道德的楷模，那麼，阿美族則是這種楷模的典型代表。這種優秀的道德行為是與一定的社會組織相聯繫的。《台灣的原住民阿美族》為我們詳細論析了阿美族年齡階級組織制度與阿美族良好的倫理道德品質的內在聯繫，我以為是此書的重要特點之一。 

阿美族的年齡階級組織是把一個男子自13、14歲起至死亡，加以組織起來，成為一個堅強而有系統的年齡級體制。他們以年齡嚴格區分階級的上下，真正體現了長幼有序，尊卑有分，男女有別。族人中敬老尊賢、服從負責、守法守分、服務犧牲、冒險患難等等美德的形成，都與這種年齡階級組織制度為依歸。男子年齡階級組織在其社會裡具有相當強大的約束力量，是部落社會結構的中心，也是阿美族部落延續發展的根本。在大陸近現代仍存在原始社會習俗的一些少數民族中，我沒有看到類似的年齡階級組織。而據作者介紹，「年齡階級」是東南亞各民族最重要的一種社會組織，在台灣的原住民民族中，除了達悟和泰雅二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有這種組織。顯然，這對人類學的研究有寶貴的價值。 

此書的另一特點是對阿美族的信仰和祭儀論述相當詳盡。除了阿美族原始宗教信仰的一般情況，我對作者介紹的各種祭儀很感興趣。阿美族的祭儀和布農族有明顯的差異，其種類包括祈年祭、粟播種祭、除草祭、驅蟲祭、粟收獲祭、入倉祭、開倉祭、祖神之嘗新、新年祭、祈雨祭、祈睛祭、引水祭、作苗祭、割稻祭、捕魚祭（海祭）、成年祭、觀月祭、體能競技大賽（米立信，也可稱運動祭）、年齡階級先烈紀念大會（馬拉力給）、豐年祭等等。作者將豐年祭劃分為都市型、康樂型、聯合型、原始型，論述了阿美族豐年祭的意義是阿美族最大的祭典；是慎終追遠緬懷祖先；是平衡社會結構運行；是增進部落團結意志；隱含謙虛應對進退禮儀；是感恩祈福五穀豐收；是修養生息休閒享樂；是促化有情人終成眷屬；是家人融洽和諧的表現；能解除厄運；是體能的競賽。有如此之多的正面效應，難怪阿美族人每年周而復始樂此不疲。作者的總結啟發我對原始宗教祭典的功能作進一步的深入思考。我想，如果脫離特定的時空背景去觀察、評論一些少數民族的各種祭典，學者們得出的結論往往會悖離少數民族本來的原意。不恰當的指責和一昧的眨低這種祭典的作用，體現的是一種學術上的不公正。只有摒棄固有的成見，抱著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去觀察和分析這些祭典，我們的論斷才有可能是比較客觀、求實、科學的。 

原始民族特殊的政治、宗教制度，是作者進行原住民文化研究的重點之一，這在《台灣的原住民排灣族》一書中有很好的體現。此書不但使我們知道排灣族完整的政治單位為部落，還告訴我們，其社會單位為團。團的基礎主要是地域性的，團主是擁有宅地及居民的地主。團是一個經濟和治安的群體，其法律功效尤為重要。我們還了解了在台灣原住民的社會組織中相當罕見的長嗣繼承制。在漢族中，長嗣繼承普遍存在。但排灣族的長嗣繼承的特殊之處在於「老大當家，不分男女」。長嗣成年後，在父母的監督下負起管理家務的責任，承家者男則娶妻，女則贅婿。這在中國少數民族中也具有典型意義。我們知道，在父系社會裡，男子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而近現代仍存的母系社會制度遺留，則著重強調女性的權力。像排灣族這樣的男女平權的社會，我們將其視為中國少數民族原始社會的一個特例，而從人類學、民族學的視角去觀照、分析，其學術價值是顯而易見的。 

作者特別將排灣族布曹爾與拉瓦爾兩個亞族的宗法制度進行了細緻的比較，使讀者從其共同性中發現差異。這對於深入了解排灣族的長嗣繼承制是很有幫助的。 

在作者詳盡地介紹的排灣族的信仰和禮儀裡，我最為關注的是五年祭。這種排灣族規模最為盛大的祭典，集中地體現了排灣族人的宇宙觀、宗教觀和團體觀念。就其內涵而言，主要是迎接，祭拜歷代祖先神靈回村與子孫共享盛會，但它以其人神共娛的特殊形式，同時凝聚了全族人的情感，達到了追懷祖先、不忘根本的教育族人的目的。其所具有的強化社會組織的功能是非常顯著的。在當代，它又成為了促使排灣族年輕一代回鄉思親的一項民俗活動，並具有了開展旅遊的效益。發人深省的是，為什麼在基督教傳入之後，輕而易舉就排斥了排灣族的原始信仰，新一代的排灣族人大都不察獨一無二的真神與「一皇萬民」之間到底有多少的差異，輕易便放棄了自己的信仰。人為宗教理論體系的成熟，是唯一的原因嗎？ 

以造型藝術獨具特色而遐邇聞名的魯凱族在《台灣的原住民魯凱族》中向我們展示了它的全貌。在關注它的社會制度與戰爭、信仰與祭儀、經濟與生活和生命禮俗的同時，我最感興趣的還是它的各種造型藝術。此書對此描述甚細。在〈魯凱族服飾文化〉一章中，作者歸納了魯凱族服飾的多種意義：保護身體，辨別身份，凝聚共識，區分異同，傳遞文化。我深為嘆服的是魯凱族刺繡的針法的豐富多樣。從珠鏽、貼布鏽、十字鏽、緞面鏽、直線鏽、圈飾鏽、鎖針鏽等多種刺繡針法中，我們看到了原始民族傑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而魯凱族佩戴百合花的特殊習俗，則從一個特定的側面體現了魯凱族的倫理觀念。百合花是魯凱族的族花，百合花飾有神聖、高貴、聖潔之意。百合花在魯凱族人的心中，精神上的榮耀超過視覺上的美感。對男子，佩戴百合花是狩獵功績、英勇、能力的表徵；對女子，佩戴百合花是良好婦德操守的標誌。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現代社會生活方式對魯凱族傳統生活的滲透，佩戴百合花的倫理意義已漸式微。這到底是一種進步，還是一種悲哀？ 

我還驚異於魯凱族繁多的頭飾及其象徵意義。我看到，動物角頭飾、動物齒頭飾、雞毛頭飾、羽毛頭飾、銀製及貝殼頭飾、蝴蝶頭飾、花頭冠（花冠）、花頭飾、鈴鐺頭飾、百合花頭飾、未婚姑娘禮帽、圈飾，均有其特定的用途。這淋漓盡致地表現了魯凱族人質樸的審美觀和以物寄情的裝飾風格。這讓我們從一個側面觀察到了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同時，還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在現代民族中仍然盛行的以不同的飾物表達不同的象徵意義的作法，其源頭顯然是始自原始民族。文化的傳承性總會在多種多樣的場合、各式各樣的物品中體現出來。魯凱族人的裝飾藝術給我們的啟迪是多方面的。 

卑南族以著名的少年會所聞名於世，《台灣的原住民卑南族》為我們描繪了卑南族文化的全貌，讓我們對這個曾以顯赫一時的武力稱雄台灣東部的原始民族有了全面的了解。此書除了第二篇第五章專論會所制度，在其它一些篇章中對會所也有所涉及。應當說，對卑南族會所制度的全面了解是本書給我們最大的收獲。 

會所是整個部落公共事務的推動中心，為年齡階層養成教育場所，也是軍事組織中心和部落財產單位。卑南族將少年期分為四級，青年期分為二級，尤其非常重視少年、青年期的訓練。少年會所平時著重摔角、射箭、打獵、夜間訓練、負重、野外求生等訓練課程，並且學習做人處事的方法、部落文化祭典內涵、長幼有序的禮儀、團體的生活適應，以及進入青年會所基礎的培養。青年會所最主要的責任是在保衛族人及家園，並培養敬老尊賢、服從命令及勇士基礎的教育訓練，青年須接受戰鬥武士嚴厲的考驗，如不睡、競走、摔角及扺抗飢餓等訓練，另外閒時學習謀生及狩獵的技能。這是台灣原住民族群最完整的教育訓練場所。在近現代中國少數民族中，我們很難再找到類似的實例。它在民族學研究上的特殊意義就可想而知了。 

我還注意到卑南族特有的「除草完工慶」，這是與卑南族婦女特殊的地位有關的一項慶祝活動。在卑南族中，粟田除草是以全部落的成年女性為主的工作。卑南族男子為體念及慰勞婦女們平日辛勤耕作，又勞苦忙於家務，便專為婦女們舉辦歡樂的慶祝活動。其祭典活動過程包括祈福、慢跑、取老葉藤、唱古謠、體能訓練、報佳音、宴飲娛樂、結尾，氣氛歡樂，饒有趣味。在大陸的羌族、侗族、苗族中，有些地方也有類似的婦女的節日，但在這些民族中，女性的地位都沒有卑南族女性的地位高。這就使我們看到了在變遷中的母系社會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現象，男女關係的微妙變化的又一實例。 

在台灣原住民十族中，邵族大概是漢化程度最深的一個民族。但我們在《台灣原住民邵族》一書中，卻看到了一個具有鮮明的民族特徵和強烈的民族意識的民族的文化的基本面貌。此書較為詳細地勾勒了邵族歷史、分布、經濟、社會、生產、語言、宗教、習俗的方方面面，使我們對這個島上也是國內人口最少的民族的基本情況有了全面的了解。此書尤其使我們感動的是作者對復興邵族文化所持的積極態度。作者在書中呼籲，如何還原邵族歷史文化的本來面容，不僅僅是邵族人自己的迫切的需要，更是我們共同的責任。我認為，作者列舉的邵族不同於鄒族的幾點理由，在學術上是站得住腳的。這就是：1、從文化人類學和民族誌學的學術觀點而論，邵族的語言、文化、習俗、祭儀、宗教，均不同於鄒族。2、從體質人類學和遺傳學的立場，邵族的族群特徵也有別於鄒族，從人類淋巴組織抗原（HLA）和遺傳基因（DNA）的醫檢資料中，均有充分的證明。3、從社會及行政系統來說，在族群延續和傳統文化發展上，缺乏政策與法律保障，無法永續保存邵族特有文化及謀求族群經濟的自立發展。4、邵族內部的族群意識，強烈地自我認同於「邵族」的族群名稱。 

（四） 

最後，讓我們來看一看《台灣原住民歌謠與舞蹈》（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4月出版）。了解和欣賞原住民的歌舞，是認識原住民最好的起點。此書全面地論述了台灣原住民十個民族的歌謠與舞蹈。十族的歌舞不僅在風格上各具特色，而且幾乎涵蓋了歌舞形態上的各種形式，其所表現的內容更是千方百面，形形色色，諸如生產、信仰、戰爭、婚喪、祭祀、交往、應酬、敘事、傳情等等，盡可用歌舞抒發。就民俗特點而言，各民族歌舞呈現出獨具特色的民族風貌。如泰雅族男女求愛的口琴舞、達悟族的頭髮舞、賽夏族巴斯達隘祭的男性鎖舞、排灣族五年祭的群舞、魯凱族結婚儀式的歡樂舞、卑南族與阿美族的鈴舞、阿美族男性的成年祭舞與女性的賞月舞等等。就音樂的特色而言，各民族的歌舞也表現出不同的風格。如，排灣族與魯凱族的音樂多為敘述性歌謠，像抒情的情歌或哀怨的歌謠；泰雅族唱歌時歌聲嘹亮；達悟族與泰雅族的音樂則界於語言與音樂之間，其形式單純；阿美族的複音音樂搭配開朗的舞蹈，具有典型歌舞音樂的特徵，明朗活潑，富於旋律性；阿里山鄒族歌詠山神，其音樂與布農族一樣，具有濃厚的宗教性；布農族以和聲為主要的表現等等。 

作者對台灣原住民歌謠的分類頗有特點。他既將原住民歌謠分為勞動歌、生活歌、祭典歌三大類，又將其分為早期民謠、近代民謠、創作民謠、外來歌謠、宗教歌謠、管弦樂伴奏曲、合成樂器伴奏曲等七大類。勞動歌主要描述村社戰爭、狩獵、農耕、捕魚、勞作等方面情況，表現原住民民族勤邁樂觀進取的精神風貌；生活歌主要用於應酬、婚禮、祈禱、相思、酒宴、新年、訓誡、思慕、詛咒、葬禮、遊戲、看護孩子、童謠、離別等等；祭典歌大都運用農事、狩獵及特殊祭儀或生命禮俗之中。早期民謠指傳統的古老民謠；近代民謠為模仿早期民謠或自傳統改編的歌謠；創作民謠指原住民根據其生活的實際遭遇創作的各類歌謠；外來歌謠包括西洋歌曲、東洋歌曲、現代流行歌、閩客歌曲等；管弦樂伴奏曲即歌謠配以管弦樂伴奏；合成樂器伴奏曲即歌謠配以合成樂器伴奏之。應當說，這樣的劃分清晰地勾勒出了台灣原住民歌謠的類型面貌，有助於讀者準確地把握原住民歌謠不同的風格特徵。 

此書給我們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有關台灣原住民歌舞、音樂的材料的完備和周詳。全書按民族分章，逐章介紹台灣十個原住民民族的歌謠與舞蹈，使讀者一卷在手，即可窺台灣原住民民族歌舞的全貌。但作者並不平均使用力量，而是根據原住民民族的具體情況，該詳則詳，該略則略，詳略得當。如，作者論述鄒族的歌謠與舞蹈，分為七節，不但詳述鄒族的音樂風格、鄒族的舞蹈、鄒族現代民謠與創作、鄒族的樂器、鄒族歌舞的傳說、南鄒沙阿魯阿群的音樂，還專門介紹了鄒族音樂家高一生；而論述邵族的歌謠與舞蹈，就只分三節，分別介紹邵族的音樂與舞蹈、邵族的祭歌與禁忌、邵族的歌謠，篇幅當然也少得多。書中其它各章也有類似的特點。這樣的安排較好地體現了作者駕馭和使用材料的能力，使讀者讀起來不致感到臃贅。顯而易見，全書謀篇布局的合理周詳與作者對材料的了如指掌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而這直接得益於作者長期從事原住民文化研究的經歷及其扎實的田野調查工夫。 

此書專闢一章討論台灣原住民歌舞的田野調查，體現了一個民族學者對專題研究的田野調查的特殊關注。我們於此不但了解了海內外學術界對台灣原住民歌舞研究的歷史和現狀，更從中得知了種種研究的成績和不足。 

作者在書中鮮明地體現了由衷地熱愛民族文化，志在將其發揚光大的思想。正確地指出，如何尋找傳統與現代的平衡點是很重要的，如果原住民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把西化視為理所當然，那是很可惜的。唯有把握傳統與現代，不忘記尋根，才不會被捲入無根甚至於失根的浪潮裡。這一思想，其實也貫穿在作者研究原住民文化的所有著述中。我以為，這正代表了當代台灣學術界大多數少數民族學者獻身於民族文化研究的初衷，而這正是原住民文化研究興旺發達的基本保証。 

最後，我想簡單地談談我對作者達西烏拉彎．畢馬的幾部著述的總體印象。我所拜讀的作者的各部著作，有一突出的共同特點，即描述相當完整卻不顯冗贅。作者論述每一民族的文化狀況，不是刻意追求各書章節的平衡，而是注意根據每一民族不同的情況，有什麼寫什麼，有話即長，無話則短，這就使他的著作既保持了內容的完整詳細，又不致繁冗拖沓，從而較好地達到了適當地傳達全書主題的目的。其次，作者非常注意收集並利用民間傳說、故事的史料價值。通過各類傳說、故事去分析、考証某些具體的歷史問題，是民族學者習用的研究方法，作者對此可謂得心應手，運用自如。幾乎每一部著作中，我們都能夠讀到大量的傳說、故事，看到在這些故事背後隱藏的歷史的真實。這些故事使人讀來饒有興趣，顯著地增添了各書的學術分量。不難想象，如果不是通過對這些傳說、故事的分析，作者的論述將會是多麼蒼白無力；而有了這樣的辨析論証，又是怎樣地增加了論題的說服力。再此，大量精彩、珍貴的圖片的配置使各書形象生動，極大地增添了文字的說服力。和許多優秀的民族學著作一樣，作者非常注意使用照片、繪畫等各種圖片資料，力求圖文並茂。顯然，這些圖片資料對各書主題的闡述具有其它任何媒體手段無法代替的作用，有助於讀者了解和掌握各書的主題和細節。復次，文筆樸實流暢，準確、生動地表述了作者論述的主題。作者早年畢業於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接受過中國語言文學的嚴格訓練，這使他具備了良好的文字表達能力。這種能力對他從事民族學研究有很大的幫助，鮮明地體現在他的著作中。我們讀他的書，一點也不感到文字晦澀、生硬，相反，有明白、清新、一氣呵成的感覺。這顯然得力於作者堅實的國文基礎。 

我尤其感到高興的是，具有如此的學術分量，文筆這樣流暢的民族學著作出自一位布農族學者的手中，使人看到了台灣少數民族學術隊伍的力量。我知道，在大陸，像田先生這樣的少數民族學者也有很多，但能夠在民族文化的沃野裡如此辛勤地耕耘，收獲如此豐碩的成果，榮膺各種難得的獎項者，卻並不多見。我衷心地祝賀田先生取得的學術成就，並祝台灣少數民族學術文化的研究興旺發達。兩岸民族學界的交流持續深入，中國民族學的隊伍逐步壯大。 

                              2002年l2月5日寫於泉齋。